“法定数字货币”与“现钞实体货币”的博弈
“法定数字货币”与“现钞实体货币”既透明又隐匿。“现钞实体货币”看似有形有态，实则是看不见的战线，它们在体外循环时是流通中货币（M0），像是一股暗流。“法定数字货币”貌似无影无踪，实则毫厘不差、一目了然，从中央银行、银行业金融机构到“法定数字货币”的使用者，毫无隐匿。“法定数字货币”较“现钞实体货币”支付更快捷，可异地直接清算、可控制体外循环酿就的弊端。
通过对北京出租车行业50位司机调查得知：2015年,使用现钞交付计程费用的是百分之百；2016年,使用现钞和手机扫二维码支付计程费用的各半，现钞略占强势，50%以上；2017年以来使用手机扫二维码支付计程费用的客户超出使用现钞支付计程费用的客户，手机扫二维码支付计程费用的数量明显处于强势，占到50%以上。
在北京乘公交车一般是打卡付费，没有公交卡的人上车后有语音提示可以投币。乘地铁现场购票，不管自动售票和人工售票均要使用现钞。一些加油站欢迎使用现钞，也可手机扫二维码支付，但台面上摆着的POS机只是为了IC卡充值，不作为刷银行卡支付加油费之用。目的是为了避税、避免手续费。偏好使用或只能使用现钞现象使三位一体的“货币综合支付体”难以形成。
百年老字号“六必居”经营风味酱菜生意，目前收付款形成“货币支付综合体”，但是服务员提示：“如果刷银行卡或手机微信支付就不能退货了。”实际上还是欢迎用钞票。也说明一旦进入货币信息网络程序，更改麻烦，不如钞票便捷，实体货币交易反倒胜出转账支付。可见，市场不仅决定货币，在文化、科技不断进步的条件下，使得货币不仅产生增量，且在结构形态上出现必然的分化。
2016年末，全国农村地区个人银行结算账户35.61亿个，人均3.91个；当年净增2.57亿个，增长7.78%，增幅相比上年降低了13.2个百分点；信用卡与借记卡合计数量25.52亿张，人均持有银行卡2.8张；网上银行开通数累计4.29亿个，较上年净增0.73亿个，增幅20.5%。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到,随着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步伐加快，信用工具科技含量攀升，使用现钞的数量同步减少。但目前在北京,仍有使用现钞的很大空间。许多郊区农民200元的手机已经使用十年，尚处在2G-3G的时代，智能网络无法实现。清华大学一教授尚被网络诈骗千余万，百姓看到了总是心有余悸。若发生地震、山洪等灾害，网络没了，不能刷银行卡，也不能微信支付，怎么办？此刻，唯一得以借助的是“现钞实体货币”。所以，若干年后，“现钞实体货币”还可能存在。
“法定数字货币”与“现钞实体货币”的博弈，还有行政干预因素，诸如国家部委机关有明确财务规定，报销差旅费和医药费均不再支付现钞，而是将现金打入工资卡。这样一个行政举措即可大量减少现钞的使用数量。“法定数字货币”与“现钞实体货币”博弈，实质上是虚实之间的较量，对落后的事物必然大浪淘沙，只不过存在时间与空间的过渡，“现钞实体货币”将渐渐被取代，未来交易媒介属于“法定数字货币”，也属于“现钞实体货币”。
“法定数字货币”与“数字科技”
笔者在《从贝币到“数字货币”》一文中将法定数字货币置身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库，提出实施中央银行发行库、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库与“货币自然人和法人钱袋”三位一体模式，即“一库一人一密钥”。中央银行发行库是“法定数字货币”之源；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库是“法定数字货币”中转站；“自然人和法人钱袋”是“法定数字货币”的使用者。三位一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清楚“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状态和数量，但是作为中央银行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则无权动用。在每个“法定数字货币”钱袋中需要放多少钱，何时支出由钱袋主人决定。放在“法定数字货币”钱袋里的现金与纸币、硬币一样。但是它们优于“现钞实体货币”，放入钱袋的“法定数字货币”享有利息收入，相同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活期储蓄存款。同时在支付时,一般无需付管理手续费。在非现金支付系统体系下，上述是“法定数字货币”市场化与科学生成的基础。
“法定数字货币”一般无需付管理费用，是指日常小额支出，一次性资金汇划百万元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20万元人民币；现钞支取5万元人民币，即需严格遵守带有法律效应的货币运行规则。譬如，“法定数字货币”钱袋单笔支出1万元，在短暂数日内累计到10万元,即应承担对应的费用。应根据“法定数字货币”使用人所在地城市的平均收入与消费水平制订对应收费标准。
“法定数字货币”看似是在包括支票、本票、汇票、银行卡、手机移动支付、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等货币支付工具家族中新增的一员，其实“法定数字货币”与它们截然不同。不同处就在于“法定数字货币”本身就是货币，其貌似虚拟抽象，实则百分之百等同现钞，是隐身钞票。自然人或法人使用“现钞实体货币”成本基本由国家承担。“法定数字货币”基于现钞又高于现钞，是由实体到抽象的货币，是否得以顺畅发行和流通，关键在于使用成本能否优惠于大众，只有仿照现钞发行办法其才有生命力。
“法定数字货币”高度智能化，避免了日常携带现钞的种种不便，同时优势更在于其透明度。因此，强化透明度是创新“法定数字货币”的目标之一，也是维护货币制度的科学方略。“法定数字货币”与“现钞实体货币”共同架构货币衍生形态。换言之“法定数字货币”就是抽象了的“现钞实体货币”应遵循货币制度从法定的角度让利于民。利用三票一卡和手机移动支付清算、结算都要支付相当数量的费用。如果利用“法定数字货币”进行支付，与利用其他任何货币承载工具无任何区别，那么“法定数字货币”就缺少市场。从利益角度上观察“法定数字货币”的构建和运用，与现钞相同，这是“法定数字货币”与各类支付结算货币工具的本质区别。
时下，年轻人已经普遍采用手机移动支付形式，在各大使用手机移动支付形式进行支付结算很普遍了。手机移动支付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替代了相当数量现钞货币和一定数量上的银行卡支付行为，并且替代更多的是以银行卡等支付工具为载体运行的巨量货币，远远大于所替代的“现钞实体货币”数量。目前，手机移动支付形式运行货币的增量虽然没有达到峰值，依然会由城市向农村，由年轻人群向中老年人群延伸，但激进的扩充期已过，开始进入普及性常态，替代程度亦是稳步提高。未来使用现钞的人数、次数均会减少，但是单笔金额会加大，这也为大额“现钞实体货币”的出台创造了条件。日元流通过程中,呈现出大额货币支付使用纸币，小额支付使用银行卡的现象，这在本质上还是反映了市场需求，有什么样的市场就有什么样的货币。
发行基金+流通中货币（M0）+“法定数字货币”账务
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至上世纪80年代末期，货币发行、国库、会计等业务经办，均采用“一支笔+一把算盘+小计算器+电报+电话=一本账”的手工核算方式。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此领域进行技术转型，逐渐形成“一个根线+单台计算机=自动打印账页账务”的子系统，其中尚不乏在一些环节时而出现手工辅助作账。人民币账务处理基本遵循“大联行”+“小联行”与“现钞实体货币”+“转账支付结算货币”两类框架，联行模式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学习原苏联经验形成的。“大联行”业务与“转账支付结算货币”为一体，涉及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全社会商品市场交易。“小联行”业务与“现钞实体货币”为一体，自成系统，作为总账、大出纳，承载“现钞实体货币”运营，涵盖原封新券（纸币+硬币）印制生产入库；发行基金（原封新券+回笼完整券）调拨、存储、投放、回笼、净投放、净回笼；损伤券净化（挑残、分版）、回收、注销，从新票币生成到其回收、注销，构成一个完整的实体货币物理寿命的周期。这是计划经济遗留的最后一块空间，现金计划、发行计划、印制计划、调拨计划、注销计划要预先做好。目前，市场上流通的第二套、第四套、第五套人民币累加35种票面（含硬币），然而账务记载则需要严格区分为40多种分类，因为需要分新旧、辨真假，划套、分版等等。
“数字科技”是现代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的新工具，日新月异。全世界都在研究“法定数字货币”，未来，“现钞实体货币”与“法定数字货币”两类形态共存，其账务设置必然与时俱进。发行基金+流通中货币（M0）+“法定数字货币”账务，反映经济、财政、货币政策实施的结果。若能使货币政策、统计、发行、会计、研究等部门形成一体链接结构，对于“现钞实体货币”+“法定数字货币”生成的账面结果加以解析、研究，即可使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使处于微观层面的货币更好的为经济发展服务。
“法定数字货币”预期
“法定数字货币”预期，可以分为“界定近期”“定格远期”“年度预期”三个规划范畴。这与“现钞实体货币”存在“宏观寿命周期律”“微观寿命周期律”“技术寿命周期律”趋同。
“近期界定”在于“法定数字货币”的性质和科学技术质量。2016年初就有人预言，10年内完成“法定数字货币”课题。
“远期定格”在于其衍生过程与“现钞实体货币”的融合度和恒定性。关于“法定数字货币”与“现钞实体货币”定位，并不否定“现钞实体货币”存在的长期性。货币“实”与“虚”两大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服务经济生活的市场决定货币，经济生活需要什么样的货币即会有对应的货币形态存在。
上世纪60年代,美国人提出取消现金；2016年还出现互联网无现金周，但在现实中，1959年美国流通中货币（M0）280亿美元，2014年底流通中货币（M0）达到4万亿美元，近70年，美国作为银行卡发明国和银行卡发行数量最多的国家，其“现钞实体货币”净增140多倍。预计2050年美国现钞发行不会低于目前水平。欧元亦如此，在持续宽松货币政策下，“现钞实体货币”增量亦会逐年攀升。
“年度预期”。预计年度货币发行量（M0），2017年将逾越10000亿元。
依据①经济决定货币、②货币决定货币、③市场决定货币、④文化决定货币、⑤科技决定货币观点，①②③归结发行原理，定夺货币宏观总量；④⑤分离货币种类，决定货币结构。
经济决定货币，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达到90万亿元，2016年底GDP总值在2015年67.67万亿元基础上增加6.7%，约为5万亿元，预计2017年GDP6.5%增长目标可以顺利实现，今后几年GDP年均增加5万亿元左右；货币决定货币，2016广义货币（M2）155.01万亿元，同比增长11.3%。2017至2020年，广义货币（M2）增值趋同于2016年，这样一个宏观货币总量必然由“转账支付结算货币”和“现钞实体货币”具体呈现，“现钞实体货币”增量更为显著；市场决定货币，2020年城镇新增就业5000万人以上，在人们衣兜里的钱成倍增长条件下，货币必然流向市场。这是关键的“现钞实体货币”增量因素。2017年净投放货币量（M0）应为10000亿元以上。
2017年至2020年，我国经济稳健中高速度发展，“现钞实体货币”投放量必然会与之同步，绝对量还会稳步攀升。但由于文化决定货币、科技决定货币，分离货币种类，左右货币结构，“转账支付结算货币”总量呈现绝对增量，更趋于占据大头地位，致使“现钞实体货币”增量指数有所下降。所以，2017年，如若文化决定货币、科技决定货币因素态势强劲，科技对经济、金融、货币的贡献率加大，在较大程度上会减少“现钞实体货币”净投放量，其全年净投放货币（M0）亦可能呈现8000亿元左右。
“年度预期”2017年净投放货币量（M0）10000亿元以上和8000亿元左右的结论并非模棱两可，而是充分认识“现钞实体货币”与“转账支付结算货币”的博弈。经济决定货币、货币决定货币、市场决定货币而出现10000亿元货币（M0）净投放；文化决定货币、科技决定货币而出现“转账支付结算货币”在较大程度上替代“现钞实体货币”，2017年8000亿元净投放货币量（M0）预计亦成立。
结论：发展“法定数字货币”势在必行。首先，在货币制度框架下研发，一种与人民币纸币、硬币并存的新型货币形态是国家货币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注重“数字科技”的应用。在梳理“数字科技”、“货币数字”、“数字货币”前提下，编制“法定数字货币”软件程序，构建硬件工程。进行未雨绸缪的货币技术革命。消除对“数字货币”的模糊认识，防范以“数字货币”为名的非法集资、资本交易现象。通过“法定数字货币”研发，以“现钞实体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两种货币形态并举的战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使世界更多的人用人民币交易、储备。
中国的“法定数字货币”科研具备良好的氛围和条件，可以引领世界，因为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在全球存在着一个大市场，前景广阔。
（作者系国务院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 陈宝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