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债市统一监管呼声的日渐高涨，作为发债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信用评级业的统一引起业界高度关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银行原董事长闫冰竹在今年两会提案中建议，未来我国仍需进一步完善信用评级监管体系。而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我国当前债券市场近半机构评级存在“虚高”现象。其中，评级公司评级高于中债市场隐含评级2个等级以上的，主要集中在煤炭、钢铁、有色等过剩产业。

　　事实上，为进一步完善信用评级监管体系，构建优质合格的评级队伍、促进评级业健康发展，2016年10月，央行发布了《信用评级业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一直以来，我国评级机构的监管框架都没有统一的资格准入，只是在评级公司具体做业务的时候，根据债券类型，需要相应的债券准入监管机构的批准。

　　“由于央行、证监会和发改委的标准不尽相同，而且评级公司相对弱势，发行人就有了把评级做高的套利空间。这样的最终结果是，导致我国债券市场，特别是信用债评级普遍存在‘虚高’的现象。”一位不愿具名的评级机构人士向记者表示。他坦言，相对于此，由投资人付费模式为主的中债资信评级、以及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债登”）发布的中债市场隐含评级明显严于评级公司评级。

　　“我们是综合市场价格信号、发债企业公开信息等因素，得出动态反映市场投资者对债券的信用评价。”中债登中债估值中心债券估值部业务经理莫家琦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她透露，评级公司评级与中债市场隐含评级存在差异。债券发行时，中债市场隐含评级低于评级公司评级的债券占49%，平均低于评级公司初始评级约半级。而评级公司评级高于中债市场隐含评级2个等级以上的，主要集中在煤炭、钢铁、有色等过剩产业。

　　闫冰竹建议，建立规范的监管机制，制定科学、一致的监管制度，包括对评级机构资质的认可标准与认可程序，并对存续资格进行动态管理；规定评级机构的从业范围、执业行为规范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等；明确评级监督管理机构及其职责、监管方式及违规处罚条款。

　　不过，北京某知名评级人士也坦言，“与穆迪、标普和惠誉由市场驱动，大浪淘沙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不同，中国评级业是由监管‘自上而下’驱动发展而来的行业，太快放开市场准入，对市场造成的冲击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