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普惠金融发展面临新挑战和新机遇，仍需坚持和丰富‘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的发展经验，引导普惠金融规范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出席9月21日召开的“中非数字普惠金融高峰论坛”时表示，“中国政府一贯重视普惠金融发展及其对于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特殊意义，高度重视‘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普惠金融服务，多年来通过实施特殊的财政、货币和监管政策，落实扶贫贴息贷款政策等措施，使普惠金融获得了长足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模式取得明显成效

　　回顾近一时期特别是近5年来的普惠金融发展，中国的基本经验是“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

　　“一方面，政府在加强征信支付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采取一些激励性政策措施引导普惠金融发展，如中国人民银行综合使用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支农支小和扶贫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财税和监管部门出台一系列财税奖补和差异化监管政策；另一方面，坚信政府支持政策不能包打天下，强调普惠金融要走市场化、可持续发展道路，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应该在普惠金融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近年来，通过推动金融机构改革，涉农金融机构在财务可持续和服务广覆盖、深覆盖方面同时取得了进展。”徐忠说。

　　经过5年发展，中国普惠金融在账户普及率、储蓄普及率、小额支付和信贷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

　　据徐忠介绍，一是多层次广覆盖的普惠金融机构和普惠金融产品体系基本形成。农村信用社改革持续推进、大型金融机构普惠金融工作力度不断加大，快捷、便民的零售支付、小额存取款、小额信贷和小额保险等金融服务不断完善，综合性、场景化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不断创新推出。二是支付结算等基本账户服务基本覆盖全民和全域。世界银行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中国成年人拥有银行账户的比例已超过79%。截至2016年年末，全国共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83.53亿户，全国人均持有银行卡4.47张。在农村地区，人均持卡量为2.8张，助农取款服务点覆盖率超过90%。三是城乡信用体系建设支持融资可得性显著提升。全国累计为1.72亿农户建立信用档案，帮助近9248万农户获得银行贷款，贷款余额2.7万亿元。基于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和大数据征信技术的应用，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也有所改善。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潜力巨大

　　数字金融涵盖了传统金融的数字化、移动化以及新兴的互联网金融等领域。徐忠认为，数字金融在解决普惠金融传统问题，即小额涉农金融服务的高风险、高成本问题上具有天然优势。

　　徐忠表示，近年来，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成绩有目共睹，从存取款、转账支付等基本金融服务，到贷款融资、保险保障、投资理财等综合金融服务；从小额分散的个体金融服务到相对大额集中的全产业链授信；从前端的信用评估、客户获取到中后端的风险控制管理，数字技术对产品研发、业务模式以及风险控制的渗透正不断深入，应用前景和发展潜力不断拓展——非现金支付方式和数据征信驱动的业务模式，使金融机构能够更准确地识别和管理风险。

　　徐忠进一步表示：“借助产业链、价值链、商圈、物流等信息系统的支撑，数字普惠金融在很大程度上有效解决了小额涉农贷款中天然存在的高风险、高成本传统难题，同时在结合线下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前提下还能够提供保险、衍生品、货币汇兑等组合式服务。”

　　坚决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谈及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徐忠表示：“一是从普惠金融肩负的社会发展使命和潜在需求看，普惠金融仍然任重道远。我国有8亿农民，还有1500多个金融空白乡镇。二是数字技术为普惠金融传统难题提供了全新的、充满潜力的解决方案，但也存在不少悬而未解的问题。”

　　徐忠认为，普惠理念和数字技术都不会改变金融的本质。要平衡好创新和监管关系，引导普惠金融规范发展。在引入数字技术背景下，金融风险更具隐蔽性，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增加了金融系统性风险，产生了诸如系统安全、信息泄露、投资欺诈等众多与技术及传播范围有关的风险。

　　徐忠强调，要坚决打击披着数字普惠金融外衣的非法金融活动。先进技术在促进普惠金融乃至整个金融业发展的同时，也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诈骗者打着普惠金融的旗号，披着互联网金融的外衣，提供着虚假收益的理财产品，消费者以为自己能获取高息，其实被“收割”了本金。

　　近两年来，互联网金融领域已出现了多起“跑路”事件。就此，徐忠强调，地方政府和相关监管部门应采取果断措施，依照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有效识别这些伪金融创新，区分创新与犯罪，依法惩处非法金融活动。要规范数字普惠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严厉打击虚假违法宣传，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强调“卖者有责”。

　　为防控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在徐忠看来，未来有5个方面需要关注：一是重视改善数字普惠金融可能带来的数字鸿沟问题。二是坚决打击披着数字普惠金融外衣的非法金融活动。三是加强大数据背景下的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四是建立负责任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消费者保护制度。五是加强基础监管制度建设，补齐监管“短板”。（记者 周琰）